升迁障碍的职场瓶颈如何突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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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理论界一直都在为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对错争论不休。特别是2013年开始中国又出现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现象，更是让人们对这种大规模刺激方案的好坏、对错纠 结不清。
　　其实，所有这些争论都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和问题：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经济体系，凡是社会有需要的产品，就应该得到最有效的实现。生产一种产品、提供一项服务，无非有两方 面投入：资金、人力。中国缺乏资金吗？资金本身是既有资源、物品的符号和代表，缺乏资金不过是资源配置无效的表现。中国缺乏人力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笑话。全世界那一个国家 不在为民众的就业问题而苦恼？
　　因此，2008年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没有错，我们的社会需要由此而产生的这些产品和服务，需要以此来满足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要。无论是对实体经济的刺激，还是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 建设，客观上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基本需要。政府4万亿的经济刺激，在本质上不过是对无效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强制性矫正而已。
　　有些人说，在经济衰退之时，政府不该搞此类的刺激，而是应“去杠杆化”，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要让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退出市场。其实，在资本生产方式下，这种“去杠杆化”政策 与4万亿刺激政策一样，都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必要但治标不治本的矫正。只不过“去杠杆化”更容易导致“硬着路”，4万亿的刺激则趋向一种“软着路”而已。去杠杆化是让一些效益不好 的企业破产清算，而4万亿的刺激是让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暂时可以有利可图，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而已。
　　去杠杆化是以一定的企业破产、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为什么当资本经济取得一定发展之后，就需要以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对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进行某 种“强制性”优胜劣汰呢？难道经济衰退是这些企业经营不善的结果？显然不是。
　　“经济衰退”本身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去杠杆化”成为应对“经济衰退”的“较好”方式，部分企业的破产成为克服经济衰退的必要前提，暴露出的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的深层次问题及其无奈表现而已。“经济衰退”的实质是正常的社会生产出现运转上的故障。这种故障显然不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在经济衰退时， 人民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并未停止。是生产关系上的问题导致“经济衰退”的，而不是产品与服务过多、“过剩”了才导致经济衰退。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穷的，无论怎样的“生产过 剩”其实都无法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和欲望。是资本对利润的不合理要求，才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出现一种供求矛盾的现象，并导致经济衰退。
　　好端端的社会生产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决定社会生产的资本利润率普遍下降到几乎无利可图的地步。一旦资本经济发展到如此境地，经济衰退就无可避免。在资本经济制 度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导致资本无利可图的因素很多，主要原因首先是劳动者工资成本的普遍上升；其次是资本竞争的存在；第三是社会消费疲软。显然，这其中存在一个根本的 悖逆现象，就是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能再高，再高企业生产就无利可图；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工资又必须再提升，不提升社会消费也无法提升，企业同样无利可图。当一个以资本经济为基 础的社会陷入到这种两难境地之时，就会出现经济衰退。资本对利润的要求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关系使社会经济出现这种工人工资既需 要提高，又不能提高的奇怪而悖逆现象，导致商品供求出现矛盾，产生形成经济衰退。
　　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帮助社会度过经济衰退的难关。一是让一部分效益不佳的企业破产，即“去杠杆化”；二是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企 业资金成本，产生适当的通货膨胀，以此来提升资本的利润率；三是，财政刺激，即人为强迫、集中消费，举债、印钞消费等方式，提升资本的利润率。“去杠杆化”的原意是对企业不当经 营行为的一种矫正，但实际上造成经济衰退的更多的是宏观、普遍性的经济因素，而非微观企业管理问题。去杠杆化不过是一种以“破产”来应对危机的方法、策略而已。去杠杆化是在原资 本生产方式前提下，比较有效和长远的一种应对措施，但存在较大危险，很可能导致一种“硬着路”现象的发生。而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则是在原资本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以市场本 身以外的力量增加资本利润率的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生产趋于衰退的燃眉之急。但是，货币不是可以随便印制，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也都基本处于紧张状态，因此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其实 都是有限甚至微不足道的，其为资本利润率带来的空间瞬时就可以被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吞没。
　　实际上，在出现经济衰退时，在维持资本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最根本、最彻底、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硬着路”，即危机与衰退本身。危机爆发的程度越大、越深，效果就越好，但会 导致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导致政府垮台和社会动乱。根源于种资本雇佣劳动的这种资本生产方式本身的特性，在面临经济衰退时，除非可以取得重大的行业技术突破，或者可以 对外扩张、殖民、战争等，否则就只有通过衰退本身让企业破产、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工资下降、产品减少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的利润率才能得以逐渐恢复，社会经济才能逐渐走出衰退。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其实都是表象，统治者的目的是在不威胁统治者地位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消除“泡沫”，以便恢复资本的利润率， 为下一次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往往经济衰退和危机本身就是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刻意制造和安排出来的结果。
　　显然，去杠杆化、货币政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等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即便是经过了严重的“硬着陆”式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再经过十年左右的经济发展就又会重新出现同样的问题。因 此，中国想要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就得根除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解决根本的资本生产方式本身上的问题。应对经济衰退的最佳策略不是以“破产对衰退”的去杠杆化，也不是 起到暂时缓解和提升资本利润率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经济刺激，而是针对产生经济问题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利润率为何会下降到无利可图的地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产品的增加本身都是好事情，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大提高人类的 文明水平，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但是，所有这些的积极现象，却使资本的利润率下降了。而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却导致经济衰退，严重影响和制约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继续 提高和改善。显然，基于资本对利润的客观要求，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基本生产方式开始对社会生产、人民的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经济衰退其实反映出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客 观事实与真理，就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生产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整个的经济衰退与复苏的过程中，市场都并没有错；政府所采 取的各项应对经济衰退的措施本身都没有错，错的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政府为解决这种错误制度造成的衰退与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政策、行为。
　　知道了上述真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人针对中国08年4万亿经济刺激的这些观点该有多么荒谬：“‘我们正在经历衰退’。但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选择的不是退出市场，相反却是在出口萎靡 的情况下，依靠政府投资硬撑起GDP增速，制造‘虚假的繁荣’。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必然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4万亿的经济刺激，中国人民的生产与生活还不知道会被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破坏到什么程度，中国社会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硬着陆”的现象。经济衰退的原因并非 在于工人工资的增加，也不是社会福利的高昂，更不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而在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本身，在于这种制度无法在新的生产与生活水平上进一步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其实，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的确，在这庞大的经济刺激之后，如果不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可能会陷于长期的软着路，而不是短期的硬着路。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改变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 产方式？
　　有人指责：“由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透过行政指令让我们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将贷款有针对性地发放给各级国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这样越俎代庖，造 成的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回报率低且回报周期缓慢的‘铁公基’，还有原本应在经济危机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后国企，它们就因为有各级政府托底、背书，拿到了来自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巨 额贷款才得以带病延年”。
　　而事实上，如果政府不去主导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并通过国有企业去落实和实现，那么中国的4万亿投资就不会有如此好的效果。私有资本即便拿到这4万亿资金，也不会去投资于当时并 不赚钱的实体经济，从而也不会为社会带来足够积极的联动效应。因为资本投资的出发点是资本的利润，而不是社会的效益。美国人为刺激经济发展所投入的资金规模更是庞大，但都好像是 石沉大海，不知道投向了那里，除了导致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更加危险、货币更趋于贬值外，毫无意义。因此，中国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实际上是非常英明，而且也只有在中国这样政府拥有庞 大经济实力和执行能力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
　　这些人说：“政府不该搞四万亿投资计划大搞“铁公基”建设，而应扶植制造业，藏富于民”。——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懂经济，不明白经济衰退根源的表现。政府扶植“民营”制造业发展在 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但对应对经济衰退来说却是力有未逮、无效的。经济衰退时，同样以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进行社会生产的“民营”制造业的利润也是低微的。对于这些“民营制造业” 来说，为自身利益考量，是应该现金为王、减少投资的。在这种情况下给这些“民营制造业”提供大幅度的减税、贷款、提供资金等，显然都无法让其追加投资与生产，从而也无助于经济衰 退问题的解决。
　　“藏富于民”是对的。但是，藏富于资本家、民营企业并不就是藏富于民。资本家可不是“民”，而是手握资本权利的既得利益者。真正的“民”是普通的劳动者，广大的人民群众。增加工 资，增加劳动者收入在社会分配中的比重，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这些人还说：“‘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投放，不仅对十多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暴露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按照既 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场规律办事，结果不但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经济改革的难度”。
　　的确，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科学、有效、合理的社会经济，那政府对日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就是不应该的。但问题是，目前中国这种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经济是有问题、不健康、 不科学、不合理的。经济衰退的出现就是其不合理、不科学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时，政府对日常经济的积极干预就是非常必要、必须的。政府保有一定量的国企，通过国企对一些至关重要 的行业和产业进行控制，进而实现宏观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健康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是克服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手段。产业升级、经济改革的进行显然不能以经济 衰退和人民生产与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如果是种负面的结果和表现，那么产业的升级和改革开放就毫无意义。
　　问题在于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而不是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在资本生产方式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只有有效的政府干预才能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生产方式的弊端与问题的产生。 在资本生产方式下，“人民”政府不是既得利益者，资本家阶级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的确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存在弊端的资本生产方式下，客观上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让市 场规律发挥正面、积极、有效的作用与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要建立合理、有效、科学的市场经济制度，避免政府对经济的干扰，那么我们就得改变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一方面不去解决现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弊端；一方面 又要求政府不要干预这种生产方式发挥作用和影响，任由一系列经济衰退、生产过剩、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阶级对立与斗争等问题的产生与存在，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要求和态度。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没错，市场经济没错，但是任由弊端和错误的产生与存在绝不是人类的利益和诉求所在，也绝不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原本追求。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恰恰是违 反人类自由与民主精神、违反自由主义原则、违反市场经济的公平与公正原则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公平、公正，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恰恰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表现和结果 。如果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公平、公正的话，那么企业生产的形成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雇佣关系。而这种雇佣生产关系恰恰又是现代社会几 乎所有经济衰退、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生产过剩、阶级分化与斗争、腐败与犯罪等弊端与问题的根源。我们不能、也不应把资本生产方式的弊端强加给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上。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无可辩驳的客观真理，揭示了资本生产方式的这种不公平、不平等，告诉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以某种公有制形式，让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资料的 重要意义。普罗大众只有通过某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把劳动者和生产力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一种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社会生产方式， 才能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缺点弊端，实现一种人人平等、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
　　有些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把市场竞争行为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而加以排斥。这种思想认识要么是愚蠢错误的教条主义的表现，要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刻意维护 。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社会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没有错。但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也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经济。但市场经济显然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和所要消灭的商品和货币，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而非产品交换和货币一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其实已经明确这一点，只不过共产主义的产品交换与货币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商品和货币的表现形态而已。
　　关键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目标反而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方法、方式与条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社会存在无数平等、自由的经济体， 这些经济体可以公平、公正地生产、交换与竞争。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原理是按劳分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从而消灭阶级分化，消灭剥 削和压迫。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与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是一种互相利用，互相促进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
　　过去中国的那种全民所有制生产方式由于只有一个经济主体，排斥私有财产和产品交换，也无法实现按劳分配，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因此过去的 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但是一种同样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却是同时符合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的，是一种真正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集体所有 制的生产方式下，由于资金、生产资料等都掌握在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没有了资本主义那种“资本利润率”的要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不再束缚社会的生产劳动，只要生产有需要就可以 无限制地投入到生产之中，使得社会生产从根本上获得了解放，使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真正得以实现。
　　显然，在当前中国，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经济上的主要矛盾。如果中国要想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摆脱衰退与危机，实现持续、稳定、和谐的发展，就必须 解决从根本上产生这一切问题的基本社会生产方式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变资本生产方式为劳动者的平等合作方式，那么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一切要求和做法都是有效与合理的，当前中国一 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不但如此，一种没有贫穷与失业、没有剥削与压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平等而自由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得以实现。届时，政府 的作用不过是为平等竞争的各个劳动者集体提供公平合理的环境、条件与方式而已，政府只需剧中调节，并让人民可以老有所养、幼有所托、学业有成、居者有其屋、一切伤残鳏寡孤独者皆 有依靠就可以了。（黎亚彬）